第468章 这他妈的什么地狱难度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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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开飞走到一楼,推开门,外面的太阳白晃晃的,他眯了一下眼。
承认手里有个秘密,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,企业做到现在这个规模,只要是受过基本义务教育的人,都能判断得出来。
那会儿跟邱平和说的那番话,不是临时起意,也不是被问急了才说的。他憋在心里挺久的,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说。
他需要一个人。
他能描述现象,能复现工艺,能稳定生产,但他解释不了那些现象为什么会出现。
他知道自己走通了一条路,但不知道这条路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。
能帮他的人,必须满足两个条件。
第一,理论水平足够高,高到能看懂他笔记本里那些组织照片和性能曲线意味着什么。
第二,足够安全,不会把看到的东西写进论文里,不会在会上汇报,不会在同行交流时顺口提一句。
第二项条件比第一项难得多。高理论水平的人,通常已经在一个需要产出论文和成果的系统里待了很多年。
他们的履历、职称、学术地位,都和发表绑在一起。
周开飞不会去找那些功成名就的人。
已经功成名就的人需要维持他们的位置。
他们需要继续发表,继续立项,继续带学生,继续出现在各种场合。
一个不能署名、不能发表的合作,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,甚至是一种负担。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永远无法公开自己的角色。
他也不会去找还在爬坡的人,他们需要论文,需要成果,需要评职称,他们比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更渴望公开。
他要找的那个人,得是已经过了需要证明自己的阶段,又还没有被体制完全固化的人。
理论水平够高,但对现有的学术体系已经不再抱有太多期待,他不需要再证明自己,也没有兴趣继续在那个体系里往上爬。
他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申请过项目,不再带博士,偶尔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。
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,但周开飞不认识他们,他没有任何办法从外部确认一个人是否符合那两个条件。
他没有那个圈子里的信息渠道,也没有人脉去判断一个素未谋面的学者是否真的能闭嘴。
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邱平和,但是邱平和可以成为这个信息的通道。
他把那个条件放在邱平和面前,等于把一扇门开在了邱平和够得到的地方。
至于邱平和会不会往里看,会不会想起某个人,会不会把这句话传出去,那是邱平和自己的事了。
如果这个人不存在,自己也没损失什么。
门开着,才会有人走进来。
---
会议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,剩下几个老师在收拾笔记,低声交谈。吴老师走过来问他:“邱教授,食堂那边准备了午饭,要不要一起过去?”
“你们先去吧,我再坐一会儿。”
吴老师看了他一眼,没多问,点了点头,和几个同事一起出去了。
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,他把面前那本合上的笔记本又翻开了,看了一下,又合上。
万把字的论文,这是他今天从周开飞那里获得的信息。
以他自己的习惯,一篇理论性论文写完初稿,文字量常常超过它。
要在万把字里把一条路径讲清楚,意味着这条路径的起点足够简单,不需要大量的前期铺垫。
他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,把“绝对保密”这四个字摆在面前,一个一个地拆开。
什么样的人可以“绝对保密”。
首先,他得爱钱,一个人如果对物质没什么要求,他会觉得财务回报没有吸引力。只有他爱钱,他才会认真考虑周开飞说的“绝对丰厚的财务回报”意味着什么。
其次,他得不爱国。这话听着不太对,但意思是明确的:如果一个人的第一归属是某个组织——任何一个组织——当他发现某个信息对这个组织有用时,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分享它,因为这符合他的归属感。要让它停下来,他必须首先确认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。
同时,他也不能爱美国,事情的另一面也一样——如果他的归属感在另一个地方,结果是一样的,信息会流向那个方向。
然后,他必须有好奇心,没有足够好奇心的人,不会为了自己的求知欲,去进行一场“绝对保密”的承诺。
最后,他得有道德观,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,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保密。
邱平和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,把“绝对保密”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。
爱钱、不爱国、有好奇心、有道德观——他把这四个条件列出来之后,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打架的。
一个真正爱钱的人,很难同时拥有坚固的道德观;一个对任何组织都没有归属感的人,也很难对“守信”这件事本身抱有敬畏。
他推翻了自己的框架。
然后他换了一个角度去想:什么样的人,可以在拥有全部知识的前提下,一辈子不说出去?
不是“不想说”,是“不能说”。
一种约束,来自于外部的、强制的、不可违抗的约束。一种让“保密”不再是个人选择、而是无法逃脱的处境。
他想到了保密法。
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是被严格控制的,不该知道的人,就是不能知道。
这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观来实现的,是靠法律、靠制度、靠追责机制来保证的。
但问题是,周开飞的技术不是国家秘密,它是一项私人持有的商业秘密。保密法管不到这里。
除非……
他停了一下,把那个念头按住,又往前推了一步。
除非,组织愿意用管理国家秘密的方式来管理一项私人技术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?
意味着组织要做一个自我约束的决定——把这项技术纳入保密体系,但同时约束自己不去获取超出授权范围的知识。
说得更直白一点:组织必须接受一个前提——它可以享受这项技术带来的收益,但不能追问这项技术为什么能实现那些收益。
邱平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,这他妈的什么地狱难度的要求。
他已经很久没骂脏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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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认手里有个秘密,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,企业做到现在这个规模,只要是受过基本义务教育的人,都能判断得出来。
那会儿跟邱平和说的那番话,不是临时起意,也不是被问急了才说的。他憋在心里挺久的,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说。
他需要一个人。
他能描述现象,能复现工艺,能稳定生产,但他解释不了那些现象为什么会出现。
他知道自己走通了一条路,但不知道这条路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。
能帮他的人,必须满足两个条件。
第一,理论水平足够高,高到能看懂他笔记本里那些组织照片和性能曲线意味着什么。
第二,足够安全,不会把看到的东西写进论文里,不会在会上汇报,不会在同行交流时顺口提一句。
第二项条件比第一项难得多。高理论水平的人,通常已经在一个需要产出论文和成果的系统里待了很多年。
他们的履历、职称、学术地位,都和发表绑在一起。
周开飞不会去找那些功成名就的人。
已经功成名就的人需要维持他们的位置。
他们需要继续发表,继续立项,继续带学生,继续出现在各种场合。
一个不能署名、不能发表的合作,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,甚至是一种负担。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永远无法公开自己的角色。
他也不会去找还在爬坡的人,他们需要论文,需要成果,需要评职称,他们比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更渴望公开。
他要找的那个人,得是已经过了需要证明自己的阶段,又还没有被体制完全固化的人。
理论水平够高,但对现有的学术体系已经不再抱有太多期待,他不需要再证明自己,也没有兴趣继续在那个体系里往上爬。
他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申请过项目,不再带博士,偶尔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。
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,但周开飞不认识他们,他没有任何办法从外部确认一个人是否符合那两个条件。
他没有那个圈子里的信息渠道,也没有人脉去判断一个素未谋面的学者是否真的能闭嘴。
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邱平和,但是邱平和可以成为这个信息的通道。
他把那个条件放在邱平和面前,等于把一扇门开在了邱平和够得到的地方。
至于邱平和会不会往里看,会不会想起某个人,会不会把这句话传出去,那是邱平和自己的事了。
如果这个人不存在,自己也没损失什么。
门开着,才会有人走进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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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,剩下几个老师在收拾笔记,低声交谈。吴老师走过来问他:“邱教授,食堂那边准备了午饭,要不要一起过去?”
“你们先去吧,我再坐一会儿。”
吴老师看了他一眼,没多问,点了点头,和几个同事一起出去了。
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,他把面前那本合上的笔记本又翻开了,看了一下,又合上。
万把字的论文,这是他今天从周开飞那里获得的信息。
以他自己的习惯,一篇理论性论文写完初稿,文字量常常超过它。
要在万把字里把一条路径讲清楚,意味着这条路径的起点足够简单,不需要大量的前期铺垫。
他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,把“绝对保密”这四个字摆在面前,一个一个地拆开。
什么样的人可以“绝对保密”。
首先,他得爱钱,一个人如果对物质没什么要求,他会觉得财务回报没有吸引力。只有他爱钱,他才会认真考虑周开飞说的“绝对丰厚的财务回报”意味着什么。
其次,他得不爱国。这话听着不太对,但意思是明确的:如果一个人的第一归属是某个组织——任何一个组织——当他发现某个信息对这个组织有用时,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分享它,因为这符合他的归属感。要让它停下来,他必须首先确认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。
同时,他也不能爱美国,事情的另一面也一样——如果他的归属感在另一个地方,结果是一样的,信息会流向那个方向。
然后,他必须有好奇心,没有足够好奇心的人,不会为了自己的求知欲,去进行一场“绝对保密”的承诺。
最后,他得有道德观,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,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保密。
邱平和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,把“绝对保密”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。
爱钱、不爱国、有好奇心、有道德观——他把这四个条件列出来之后,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打架的。
一个真正爱钱的人,很难同时拥有坚固的道德观;一个对任何组织都没有归属感的人,也很难对“守信”这件事本身抱有敬畏。
他推翻了自己的框架。
然后他换了一个角度去想:什么样的人,可以在拥有全部知识的前提下,一辈子不说出去?
不是“不想说”,是“不能说”。
一种约束,来自于外部的、强制的、不可违抗的约束。一种让“保密”不再是个人选择、而是无法逃脱的处境。
他想到了保密法。
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是被严格控制的,不该知道的人,就是不能知道。
这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观来实现的,是靠法律、靠制度、靠追责机制来保证的。
但问题是,周开飞的技术不是国家秘密,它是一项私人持有的商业秘密。保密法管不到这里。
除非……
他停了一下,把那个念头按住,又往前推了一步。
除非,组织愿意用管理国家秘密的方式来管理一项私人技术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?
意味着组织要做一个自我约束的决定——把这项技术纳入保密体系,但同时约束自己不去获取超出授权范围的知识。
说得更直白一点:组织必须接受一个前提——它可以享受这项技术带来的收益,但不能追问这项技术为什么能实现那些收益。
邱平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,这他妈的什么地狱难度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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