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0章 剿匪，北上
山谷里那股残部占了三个寨子。寨子在半山腰，石头垒的墙，木头做的门，前后两条路都卡死了。
最麻烦的是寨子里还夹着老百姓，大人，孩子，还有走不动的老人。林平安的部队围了两天，没有强攻。不是攻不进去，是攻进去，死的不只是拿枪的。一营长急了：“给我两个钟头，保证拿下来。”林平安问：“拿下来以后呢？”
一营长没话了。
山上的人也在看山下。山坡上露出黄泥，两条踩出来的路从寨门通到山脚。白天有人往下看，晚上有人在寨墙后头抽烟，烟头一亮一亮的。山下的人不喊话，也不往上打枪。
有个新兵忍不住，问班长：“班长，咱们人多，为啥不冲？”班长说：“你急啥。冲上去，人家把孩子往寨墙上一放，你打不打？”
新兵不说话了。
围到第二天，寨子里开始有人出来打水。打水的人挑着桶，走几步，抬头看一眼山下的枪口。山上缺粮，山下没断水——这是林平安交代的，水不断，粮不送。
夜里，山上有人喊话，说点一盏灯，别开枪。山下回话，灯点在寨门口，只许一盏。那盏灯亮了一夜。
第三天早上，寨门自己开了。开到一半，门又停住了。山下的部队没有动，也没有喊，有个兵端着枪，枪口压得很低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才完全打开。
先出来的是几个老人，拄着拐，一步一停。后面跟着女人和孩子。孩子小，走得慢，有个女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寨子。再后面，才是拿枪的。他们下山走得很慢，枪口都朝着地。
“先把枪放下。”山下有人喊。
那些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一个接一个把枪搁在地上。长枪，短枪，还有几杆打猎的土枪，堆成一小堆。
有个年轻的，放枪时手抖得厉害，枪一歪，倒在地上，他赶紧弯腰扶了一下。没人笑他。
走出来的人里，有拿枪的，也有抱孩子的。一个老太太抱着包袱，包袱皮上打了三个补丁。
“谁让你们出来的？”带队的军官问。
“寨子里的老人。”一个乡下汉子说。他穿着一件破棉袄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灰白的棉花，“他们说，再打下去，孩子都活不成了。”
军官看了他一会儿，让开一条路。缴了枪的人往山下的空地上走，走一步，看一眼那些端枪的兵。有个兵从兜里摸出半块干粮，塞给一个孩子。孩子不敢接，抬头看他娘，他娘点了点头，孩子才接过去，捧在手里。
林平安在远处看着，没说话。参谋问：“这些人怎么办？”林平安说：“老人孩子先送山下村子，管一顿饭。拿枪的，愿意回家的登记，愿意留下的编进去。”参谋又问：“那个头目呢？”林平安说：“先关着，查清楚。手上没血债的，也放。”
参谋应了一声，去办了。
缴了枪的人被带到山下的空地上。地上铺了干草，摆了十几只木桶，桶里是热水。有人一天没喝水，捧起来就灌，灌完才想起是热的，烫得直哈气。
登记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，一个文书，一盒印泥。愿意回家的，按个手印，领两天干粮；愿意留下的，站到另一边，等着编队。有个瘸腿的汉子，两样都没选，站在中间问：“能不能给口吃的？”文书说：“行，吃了再走。”
那天中午，山下的锅里煮了三大锅粥，稠得能立住筷子。孩子们围着锅，谁也不敢先伸手。炊事员拿勺子敲敲锅沿：“排队，都有。”队伍排得歪歪扭扭，从锅边一直排到树林边。林平安站在远处看了会儿，转身走了。参谋跟上来：“缴了二百多支枪，还有两挺机枪。”林平安说：“枪登记好，人登记好，别弄混了。”
当天下午，寨子里的老百姓被送下山，老人走不动，战士们就背。有个兵背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趴在他背上，一直说：“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。”那兵说：“大娘，你别动，动了两个人一块儿摔。”老太太就不动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悄悄抹眼泪。
山下的村子里，早烧好了热炕。安置完，天快黑了。林平安站在村口，看着最后一批人进了村。一营长过来，说：“寨子拿下来了。”林平安说：“拿下来了。可这寨子，以后还得有人住。”一营长没听懂，林平安也没解释，转身上了车。
后来有人问，为什么围两天。林平安说：“寨子里要是有你娘，你也围两天。”
山里的残部清完，四川再没有大股的敌人了。部队在城里休整了半个月。
三月份，春节刚过。成都街上还挂着没摘完的红灯笼，风一吹，晃两下。谁家炸了酥肉，谁家煮了汤圆，空气里还有年的味道。
林平安在司令部拿到命令。命令不长：除部分部队留守，辽东野战军主力立刻分批次北上，去东北驻扎。他把命令看完，放在桌上，坐了一会儿。桌上的茶凉了，他没喝。左明站在门口，抱着一摞文件。
“又要走了。”左明说。
“又要走了。”林平安说。
“这一走，怕是要打大仗。”
“打大仗，才要咱们去。”
林平安站起来，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了压：“通知各军，三天之内，第一批出发。”左明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。
司令部的院子里，参谋们在收文件，抬箱子的，烧纸的，脚步都很快。通信员抱着电话机从廊下过，差点撞上左明。左明说：“慢点。”通信员应了一声，跑远了。
林平安站在屋里，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看。一支钢笔，一个茶缸，一盒火柴，半包烟。烟是上回开完会剩的，他没怎么抽。他把烟揣进兜里，把火柴也揣上，一个人又站了一会儿。
窗外巷子里，有人放风筝。风筝飞得很高，线绷得笔直，是只黑色的燕子。一个孩子仰着头，一边跑一边放线。他看了几眼，转过身，把桌上那张西南地图卷起来。
卷到一半，他停了停。
图边角已经磨破，上面有几处红铅笔画的圈，每一个圈，都是一场仗。有一个圈在川东，打了一个月，山头削下去半尺；有一个圈在江边，渡口的船烧了一夜；还有一个圈，是他亲自画的，画完在那儿站了很久。
他把图卷好，用细绳捆上，递给左明：
“收着。以后有人问起，四川是怎么打下来的，就把这个给他看。”左明接过去，抱在怀里。
“不打仗的时候，你说话怎么像个教书先生。”
“仗打多了，就想说点别的。”林平安笑了一下，“走吧，上车。”
他从桌上另拿了一张图。那是半岛的地图，图是新的，边角还硬，折痕压得很深。他把图摊开，手指在半岛北边点了一下。那条江，江面不宽，冬天能走人。他在心里过了一遍：从北往南，山多，路少，冬天冷。他把图合上，卷起来，塞进图筒。
左明进来，看见图筒，问了一句：“真要去？”林平安说：“命令都下了。”
“我是问，你心里有底没有。”
林平安没答，把图筒的盖子扣上。
左明说：“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心里没底的时候，就不说话。”林平安说：“那你就当我有底。”
出发前一天，各军的复电都到了。三天之内，第一批能走的，整理出两个军；剩下的，边收拢边北上。林平安把复电一张一张看完，在纸上画了三个字：快，稳，密。快，是走得快；稳，是别乱；密，是别让外头知道。他把纸递给左明：“发下去。”
北上那天，成都又下小雨。雨不大，落在铁皮车顶上，沙沙地响。第一批部队在城外车站集结，车皮一节一节挂好，人一队一队往上上。有扛枪的，有挑担的，有背着锅的炊事班。站台上挤满送行的人。一个老兵抱着孩子，孩子睡着了，他不敢动。一家三口挤在一把伞下，伞小，男人的半个肩膀露在雨里。
左明站在车门口，看着站台上的人。他忽然想起刚出川那年，也是这样，队伍从四川走出去，一走就是十几年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干部，背包里只有一双草鞋。现在他头发里也有白丝了。
“政委。”车上有人喊，“快上车，要开了！”
“来了。”左明应了一声，最后看了一眼站台。
火车鸣笛，慢慢开动。站台上的人挥着手，很快就远了。
车厢里，有人打牌，有人睡觉，有人靠着车壁想事。一个新兵怀里揣着一小包东西，揣得紧紧的。
老兵问他：“揣的啥？”
“家乡的土。”
“土有啥好揣的。”
“我娘给的。”
老兵没再笑，把自己那件旧棉袄脱下来，扔给他。
火车过黄河的时候，是夜里。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看，黄河！”车厢里的人挤到窗边，只看见黑乎乎一片，偶尔有反光。
“这就是黄河。”老兵说。
“黄河大不大？”
“大，比咱们村那条河大多了。”
新兵哦了一声，又坐回去。左明听着，没说话。他想起出川那年，也是夜里过江，江面上只有船桨声。后半夜，车厢里有人哼歌，哼的是川北的小调，调子很长，词听不清。一个兵哼，两个兵跟着，后来半节车厢都在哼。唱到一半，有人打起了呼噜。老兵骂了一句：“这他娘的，唱一半就睡，没规矩。”骂完自己也睡了。车厢里的灯晃着，一晃一晃，像船上的灯。
车开了两天两夜，停了几个站。有一回停在一个小站上，站台上站着几个老乡，提着篮子卖鸡蛋。没人有钱，也没人下去。一个老兵隔着车窗问：“鸡蛋怎么卖？”
“不卖，给兵吃。”
老兵愣了一下：“那不行，不能白拿。”
后来用一包烟换了两个鸡蛋，掰成四瓣，分给四个人。新兵分到一瓣，舍不得吃，含在嘴里，含了半天。
老兵说：“吃了吧。到了地方，有得吃就不错了。”新兵把鸡蛋咽下去，眼睛看着窗外。窗外是光秃秃的树，还有雪。
抵达东北以后，留给林平安准备的时间不多。他算着，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，切断人民军的退路，到那时候，整个半岛的局势就会翻过来。部队到沈阳北部的时候，这边的准备已经铺开了。
火车站上，来接的人冻得脸通红，手里举着牌子。部队一下车，一阵风灌过来，所有人都缩了脖子。
“这地方，怎么这么冷？”有兵小声说。
老兵说：“这才哪到哪，往北还有更冷的。”站台上摆着热水桶，一人一碗，喝完不许停，直接上车。去驻地的路上，两边是黑土地，地里还有没化完的雪。
第一件事，过冬物资。棉衣，棉裤，棉帽，棉鞋，手套，还有羊毛织物；冻伤药，冻伤膏，随队的医疗人员。军需处报告，完整的军服，三十万套。
“三十万套。”林平安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，三十万套。”军需官说，“都是齐的。”
林平安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想起历史上的九兵团，仓促入朝，身上穿的棉服是南方过冬用的。到了长津湖，那点棉花，挡不住零下四十度，非战斗减员，大多是冻伤，是冻死。就是那样，九兵团还是打了。现在，他手里有三十万套。
仓库一共有七个，分布在城北和城东。林平安一个一个看过去。有放棉衣的，有放棉鞋的，有放药品的。冻伤膏装在铁皮盒里，一箱一箱码着。
“这些药，够救不少人。”军医说。
“最好用不上。”
“用不上，那才叫好。”
林平安看见一箱棉鞋，打开看了看，号码不全，交代军需官：“大号的往北边调，那边的人脚大。”
卫生队也在做准备。担架，绷带，冻伤膏，还有几大箱退烧药。
军医说：“手术器械不够，能不能再调一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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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营长没话了。
山上的人也在看山下。山坡上露出黄泥，两条踩出来的路从寨门通到山脚。白天有人往下看，晚上有人在寨墙后头抽烟，烟头一亮一亮的。山下的人不喊话，也不往上打枪。
有个新兵忍不住，问班长：“班长，咱们人多，为啥不冲？”班长说：“你急啥。冲上去，人家把孩子往寨墙上一放，你打不打？”
新兵不说话了。
围到第二天，寨子里开始有人出来打水。打水的人挑着桶，走几步，抬头看一眼山下的枪口。山上缺粮，山下没断水——这是林平安交代的，水不断，粮不送。
夜里，山上有人喊话，说点一盏灯，别开枪。山下回话，灯点在寨门口，只许一盏。那盏灯亮了一夜。
第三天早上，寨门自己开了。开到一半，门又停住了。山下的部队没有动，也没有喊，有个兵端着枪，枪口压得很低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才完全打开。
先出来的是几个老人，拄着拐，一步一停。后面跟着女人和孩子。孩子小，走得慢，有个女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寨子。再后面，才是拿枪的。他们下山走得很慢，枪口都朝着地。
“先把枪放下。”山下有人喊。
那些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一个接一个把枪搁在地上。长枪，短枪，还有几杆打猎的土枪，堆成一小堆。
有个年轻的，放枪时手抖得厉害，枪一歪，倒在地上，他赶紧弯腰扶了一下。没人笑他。
走出来的人里，有拿枪的，也有抱孩子的。一个老太太抱着包袱，包袱皮上打了三个补丁。
“谁让你们出来的？”带队的军官问。
“寨子里的老人。”一个乡下汉子说。他穿着一件破棉袄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灰白的棉花，“他们说，再打下去，孩子都活不成了。”
军官看了他一会儿，让开一条路。缴了枪的人往山下的空地上走，走一步，看一眼那些端枪的兵。有个兵从兜里摸出半块干粮，塞给一个孩子。孩子不敢接，抬头看他娘，他娘点了点头，孩子才接过去，捧在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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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了枪的人被带到山下的空地上。地上铺了干草，摆了十几只木桶，桶里是热水。有人一天没喝水，捧起来就灌，灌完才想起是热的，烫得直哈气。
登记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，一个文书，一盒印泥。愿意回家的，按个手印，领两天干粮；愿意留下的，站到另一边，等着编队。有个瘸腿的汉子，两样都没选，站在中间问：“能不能给口吃的？”文书说：“行，吃了再走。”
那天中午，山下的锅里煮了三大锅粥，稠得能立住筷子。孩子们围着锅，谁也不敢先伸手。炊事员拿勺子敲敲锅沿：“排队，都有。”队伍排得歪歪扭扭，从锅边一直排到树林边。林平安站在远处看了会儿，转身走了。参谋跟上来：“缴了二百多支枪，还有两挺机枪。”林平安说：“枪登记好，人登记好，别弄混了。”
当天下午，寨子里的老百姓被送下山，老人走不动，战士们就背。有个兵背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趴在他背上，一直说：“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。”那兵说：“大娘，你别动，动了两个人一块儿摔。”老太太就不动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悄悄抹眼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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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有人问，为什么围两天。林平安说：“寨子里要是有你娘，你也围两天。”
山里的残部清完，四川再没有大股的敌人了。部队在城里休整了半个月。
三月份，春节刚过。成都街上还挂着没摘完的红灯笼，风一吹，晃两下。谁家炸了酥肉，谁家煮了汤圆，空气里还有年的味道。
林平安在司令部拿到命令。命令不长：除部分部队留守，辽东野战军主力立刻分批次北上，去东北驻扎。他把命令看完，放在桌上，坐了一会儿。桌上的茶凉了，他没喝。左明站在门口，抱着一摞文件。
“又要走了。”左明说。
“又要走了。”林平安说。
“这一走，怕是要打大仗。”
“打大仗，才要咱们去。”
林平安站起来，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了压：“通知各军，三天之内，第一批出发。”左明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。
司令部的院子里，参谋们在收文件，抬箱子的，烧纸的，脚步都很快。通信员抱着电话机从廊下过，差点撞上左明。左明说：“慢点。”通信员应了一声，跑远了。
林平安站在屋里，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看。一支钢笔，一个茶缸，一盒火柴，半包烟。烟是上回开完会剩的，他没怎么抽。他把烟揣进兜里，把火柴也揣上，一个人又站了一会儿。
窗外巷子里，有人放风筝。风筝飞得很高，线绷得笔直，是只黑色的燕子。一个孩子仰着头，一边跑一边放线。他看了几眼，转过身，把桌上那张西南地图卷起来。
卷到一半，他停了停。
图边角已经磨破，上面有几处红铅笔画的圈，每一个圈，都是一场仗。有一个圈在川东，打了一个月，山头削下去半尺；有一个圈在江边，渡口的船烧了一夜；还有一个圈，是他亲自画的，画完在那儿站了很久。
他把图卷好，用细绳捆上，递给左明：
“收着。以后有人问起，四川是怎么打下来的，就把这个给他看。”左明接过去，抱在怀里。
“不打仗的时候，你说话怎么像个教书先生。”
“仗打多了，就想说点别的。”林平安笑了一下，“走吧，上车。”
他从桌上另拿了一张图。那是半岛的地图，图是新的，边角还硬，折痕压得很深。他把图摊开，手指在半岛北边点了一下。那条江，江面不宽，冬天能走人。他在心里过了一遍：从北往南，山多，路少，冬天冷。他把图合上，卷起来，塞进图筒。
左明进来，看见图筒，问了一句：“真要去？”林平安说：“命令都下了。”
“我是问，你心里有底没有。”
林平安没答，把图筒的盖子扣上。
左明说：“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心里没底的时候，就不说话。”林平安说：“那你就当我有底。”
出发前一天，各军的复电都到了。三天之内，第一批能走的，整理出两个军；剩下的，边收拢边北上。林平安把复电一张一张看完，在纸上画了三个字：快，稳，密。快，是走得快；稳，是别乱；密，是别让外头知道。他把纸递给左明：“发下去。”
北上那天，成都又下小雨。雨不大，落在铁皮车顶上，沙沙地响。第一批部队在城外车站集结，车皮一节一节挂好，人一队一队往上上。有扛枪的，有挑担的，有背着锅的炊事班。站台上挤满送行的人。一个老兵抱着孩子，孩子睡着了，他不敢动。一家三口挤在一把伞下，伞小，男人的半个肩膀露在雨里。
左明站在车门口，看着站台上的人。他忽然想起刚出川那年，也是这样，队伍从四川走出去，一走就是十几年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干部，背包里只有一双草鞋。现在他头发里也有白丝了。
“政委。”车上有人喊，“快上车，要开了！”
“来了。”左明应了一声，最后看了一眼站台。
火车鸣笛，慢慢开动。站台上的人挥着手，很快就远了。
车厢里，有人打牌，有人睡觉，有人靠着车壁想事。一个新兵怀里揣着一小包东西，揣得紧紧的。
老兵问他：“揣的啥？”
“家乡的土。”
“土有啥好揣的。”
“我娘给的。”
老兵没再笑，把自己那件旧棉袄脱下来，扔给他。
火车过黄河的时候，是夜里。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看，黄河！”车厢里的人挤到窗边，只看见黑乎乎一片，偶尔有反光。
“这就是黄河。”老兵说。
“黄河大不大？”
“大，比咱们村那条河大多了。”
新兵哦了一声，又坐回去。左明听着，没说话。他想起出川那年，也是夜里过江，江面上只有船桨声。后半夜，车厢里有人哼歌，哼的是川北的小调，调子很长，词听不清。一个兵哼，两个兵跟着，后来半节车厢都在哼。唱到一半，有人打起了呼噜。老兵骂了一句：“这他娘的，唱一半就睡，没规矩。”骂完自己也睡了。车厢里的灯晃着，一晃一晃，像船上的灯。
车开了两天两夜，停了几个站。有一回停在一个小站上，站台上站着几个老乡，提着篮子卖鸡蛋。没人有钱，也没人下去。一个老兵隔着车窗问：“鸡蛋怎么卖？”
“不卖，给兵吃。”
老兵愣了一下：“那不行，不能白拿。”
后来用一包烟换了两个鸡蛋，掰成四瓣，分给四个人。新兵分到一瓣，舍不得吃，含在嘴里，含了半天。
老兵说：“吃了吧。到了地方，有得吃就不错了。”新兵把鸡蛋咽下去，眼睛看着窗外。窗外是光秃秃的树，还有雪。
抵达东北以后，留给林平安准备的时间不多。他算着，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，切断人民军的退路，到那时候，整个半岛的局势就会翻过来。部队到沈阳北部的时候，这边的准备已经铺开了。
火车站上，来接的人冻得脸通红，手里举着牌子。部队一下车，一阵风灌过来，所有人都缩了脖子。
“这地方，怎么这么冷？”有兵小声说。
老兵说：“这才哪到哪，往北还有更冷的。”站台上摆着热水桶，一人一碗，喝完不许停，直接上车。去驻地的路上，两边是黑土地，地里还有没化完的雪。
第一件事，过冬物资。棉衣，棉裤，棉帽，棉鞋，手套，还有羊毛织物；冻伤药，冻伤膏，随队的医疗人员。军需处报告，完整的军服，三十万套。
“三十万套。”林平安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，三十万套。”军需官说，“都是齐的。”
林平安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想起历史上的九兵团，仓促入朝，身上穿的棉服是南方过冬用的。到了长津湖，那点棉花，挡不住零下四十度，非战斗减员，大多是冻伤，是冻死。就是那样，九兵团还是打了。现在，他手里有三十万套。
仓库一共有七个，分布在城北和城东。林平安一个一个看过去。有放棉衣的，有放棉鞋的，有放药品的。冻伤膏装在铁皮盒里，一箱一箱码着。
“这些药，够救不少人。”军医说。
“最好用不上。”
“用不上，那才叫好。”
林平安看见一箱棉鞋，打开看了看，号码不全，交代军需官：“大号的往北边调，那边的人脚大。”
卫生队也在做准备。担架，绷带，冻伤膏，还有几大箱退烧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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